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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金庸不满足于自坚营垒,而是主动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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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29 05: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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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本世纪中国武侠小说的兴衰历程,无法绕开其与“新文学家”的尖锐对立。金庸自然也不例外。惟一不同的是,金庸不满足于自坚营垒,而是主动出击,对新文学家的选择颇多微词。因而,本文的写作,不能不时时回应五四以来新文学家对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武侠小说的严厉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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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9 05:00 | 显示全部楼层
【导读】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中,始终流淌着生生不息的侠客热血。在金庸的武侠世界里,每个读者都能发现自己想要的精彩,都能寓寄自己心中的梦想,都能找到自己灵魂深处的知己。金庸笔下的武侠之所以如此魅力超群,是因为金庸能将政论家的眼光、史学家的学识、文学家的想象三种素养熔于一炉,并在此基础上,将普遍意义上的人性,放进大历史的进程中加以精雕细画。在这个过程中,金庸将中国历史的大传统与中国社会的小传统,融入武侠小说的叙事之中,从而使中国古典文化在扣人心弦、跌宕起伏的情节中激荡出耀眼的光芒。本文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超越“雅俗”

——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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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9 05:00 | 显示全部楼层
金庸的成功,对于世纪末中国的文坛和学界,都是个极大的刺激。所谓雅俗之争、所谓大/小传统之别、所谓高等/大众文化的分野,由于《笑傲江湖》等小说的出现,变得更加复杂。在上述三对概念中,“雅俗”的历史无疑最为久远,边界也最为模糊。选择相对含混的“雅俗”作为论述的主线,缘于金庸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迷恋,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演进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在我看来,谈论武侠小说在本世纪的命运,作为参照系的,不只是“新文学”的迅速崛起,或者工业文明的横扫千军,还必须将“旧文学”之“被压抑”以及“不绝如缕”考虑在内。

称金庸的贡献在于其以特有的方式超越了“雅俗”与“古今”,不难被学界认可。难说清的是,金庸的成功,到底是不可重复的奇迹,还是能够转化为一种新的文学传统?若是后者,则敢问“路在何方”?大作家的出现,可以提升一个文学类型的品格,这点早被中外文学史所证实。追问金庸是否提升了武侠小说的品格,或者设想武侠小说到底还能走多远,主要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从另一侧面理解这一小说类型的潜力,并进而破译金庸获得巨大成功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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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9 05:00 | 显示全部楼层
▍徘徊江湖内外,出入雅俗之间

作为本世纪最为成功的武侠小说家,金庸从不为武侠小说“吆喝”,这点值得注意。在许多公开场合,金庸甚至“自贬身价”,称“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如此低调的自我陈述,恰好与在场众武侠迷之“慷慨激昂”形成鲜明的对照。将其归结为兵家之欲擒故纵,或者个人品德之谦虚谨慎,似乎都不得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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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9 05:00 | 显示全部楼层
在几则流传甚广的访谈录中,金庸对于武侠小说的基本看法是:第一,武侠小说是一种娱乐性读物,迄今为止没有什么重大价值的作品出现;第二,类型的高低与作品的好坏没有必然联系,武侠小说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有好也有坏;第三,若是有几个大才子出来,将本来很粗糙的形式打磨加工,武侠小说的地位也可以迅速提高;第四,作为个体的武侠小说家,“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如此立说,进退有据,不卑不亢,能为各方人士所接受,可也并非纯粹的外交辞令,其中确实包含着金庸对武侠小说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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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9 05:00 | 显示全部楼层
可是,请别忘了,撰写“娱乐性读物”的,只是文化人查良镛的一只手;还有另外一只手,正在撰写“铁肩担道义”的政论文章。据我猜想,在很长时间里,查氏本人更看重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据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这话用在查氏创业之初,当不无道理。为了吸引广大读者,查良镛以《神雕侠侣》等作为诱饵如此陈述,很容易消解小说家金庸的“意义”。但我宁愿相信,这是实情。因为,在我眼中,查先生是个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也正是这一点,使其在本世纪无数武侠小说家中显得卓尔不群。

五四以降,创作态度稍为认真的武侠小说家,面对新文学家义正词严的道德讨伐,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敢于理直气壮地为自家创作辩护的,寥寥无几,而且也都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原因是,著名的新文学家多为“大知识分子”,政治上举足轻重,在文坛上更是能够呼风唤雨,其社会地位及影响力,绝非卖文为生的平江不肖生们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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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9 05:00 | 显示全部楼层
另外,新文学家之批评“旧派小说”的“金钱主义”以及以“消闲”为惟一旨趣,基本上击中要害。在本世纪末以前的中国,文人无论新旧,对于纯粹“游戏”、“消闲”的作品,评价历来不高。一句“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便足以使金庸放弃为武侠小说辩护的责任。 至于金庸本人,为什么一面自贬身价,一面乐此不疲,因其另有崇高志向具体说来,便是《明报》的事业。

有了《明报》的事业,金庸与无数武侠小说家拉开了距离。一个武侠小说家,不只是娱乐大众,而且可以引导社会舆论,在金庸奇迹出现以前,实在不能想像。据说,金庸撰写的社评与政论,总共加起来约两万篇。倘若有一天,《查良镛政论集》出版,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我们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负与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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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9 05:00 | 显示全部楼层
查氏之政论文章,读者面自然远不及其武侠小说,可备受学者及政治家的关注。 以金耀基为例: 在率领香港中文大学诸学者“文人论武”时,金氏大谈对于查先生所撰社论之热爱,称其“知识丰富,见解卓越,同时有战略,有战术,时常有先见之明,玄机甚高,表现出锐利的新闻眼”。

作为小说家的金庸早已金盆洗手,而作为政论家的查良镛仍然宝刀不老,表面上二者有时间差,可这不妨碍我们将其相提并论。因为,在金庸创作的高峰期,左手政论,右手小说。我关注的是,这种写作策略,使武侠小说家金庸一改“边缘”姿态,在某种程度上介入了现实政治与思想文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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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9 05:00 | 显示全部楼层
既不完全认同新文学家的“雅”,也不真正根基于武侠小说家的“俗”,而是两面开弓,左右逢源,兼容并包。支撑起如此独立不羁的言说的,乃是其作为“舆论家”的自我定位以及由此而派生的道义感。晚清以降,文学的雅俗之争,有审美趣味的区别,但更直接的,还是在于社会承担:一主干预社会,一主娱乐人生。查氏起步之处在新闻,而现代中国的新闻事业,又恰好与武侠小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绝大部分武侠小说,都是先在报刊连载,而后才单独刊行的)。可是同在一张报纸头版的社论与末版的副刊,各有各的功能,几“不可同日而语”。金庸之自办报纸,并且“赤膊上阵”,下午褒贬现实政治,晚上揄扬千古侠风。有商业上的野心,但更有政治上的抱负。长期坚持亲自撰写社评,实际上认同的是新文化人的担当精神——这才能理解金庸为何对作为一种“娱乐性读物”的武侠小说评价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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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9 05:00 | 显示全部楼层
金庸曾表示,当初撰写武侠小说,固然有自娱的成分,主要还是为了报纸的生存。如此“动机不纯”,难怪其对于仅局限于此的同道,不太恭维。时至今日,金庸仍是第一个在小说之外还有显赫功绩的武侠小说家。查氏本人对此十分自豪。在北京大学授予名誉教授仪式上,出现一个有趣的局面:校方表彰的是“新闻学家”,金庸演讲的是“中国历史”。至于武侠小说,依然“不登大雅之堂”。“大家希望听我讲小说,其实写小说并没有什么学问,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我对历史倒是有点兴趣。”如此立说,确实让无数“金迷”大失所望。由于不愿意只是被定义为“武侠小说家”, 金庸于是不时提醒读者,请关注他真正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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