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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八十年代并不是理想化的春天 而是必要的“中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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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26 07: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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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在不同人的眼里是不同的镜像,除去知识分子的文化启蒙语境之外,摇滚乐与那一代人年轻人的青春岁月结合在一起也成为一代人的记忆。如何看待八十年代呢?不妨通过张楚的《姐姐》这首歌,重新看待当时的历史语境,看看八十年代在年轻人眼中是怎样的。

20世纪80年代中国摇滚乐的诞生,首先应该是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它契合了那个时代的特定需求,传达并疏导着一大批青年人特定的文化心理,是特定时期的文化产物,故与当时出现的众多文化事件有着精神层面的契合点。

下文通过对摇滚乐歌手张楚的《姐姐》进行个案分析,关涉这首歌曲背后所折射的普通社会个体的情感状态,并在诸多文化事件中探寻当时社会大众的群体感受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历史关联性。下文选自近期出版的《文化研究·第35辑》(周宪、陶东风主编),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刊发。 F43F89727A7C70B4E66B8E9791FA919B3EBDF7F3_w775_h487.png


本文原标题为“弑父、青春、欲望:20世纪80年代文化众象的情态表征”,文章选自近期出版的《文化研究·第35辑》(周宪、陶东风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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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26 07:00 | 显示全部楼层

原文作者| 刘海

整理| 吴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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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26 07:00 | 显示全部楼层
返回一个特定年代的集体记忆,是当前关于“文化记忆”最时髦的话题,无论是在史学界、文学界,还是在影视艺术界。追随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遗产,法国第一代“年鉴派”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开辟的富有创造性的心态史研究,“是要揭示历史上人们的情感世界,如情感生活、希望、忧虑、爱憎、信念等。为了勾画这种情感世界,历史学家必须运用语言学、人类文化学、哲学、肖像学、文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方法进行综合研究”。

以布洛赫和费弗尔为代表的第一代“年鉴派”的心态史研究,体现了“年鉴派”所坚持的一度被视为“异端”的研究兴趣,尤其是它通过“从想象、群体心理学和文化角度出发”对社会上的某些现象或问题给予的关注与研究的思维、理念及方法。在这一点上,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达成了一种默契,尤其是文化研究中对“文化记忆”的关注,无疑与年鉴学派“回归历史语境的特定心态”有着必然的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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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26 07:00 | 显示全部楼层
基于这种认识,本文通过对摇滚乐歌手张楚的《姐姐》进行个案分析,关涉这首歌曲背后所折射的普通社会个体的情感状态,并在诸多文化事象中探寻当时社会大众的群体感受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历史关联性。

20世纪80年代末期,摇滚乐歌手张楚以一首《姐姐》迅急蜚声摇滚乐坛,并为众多摇滚歌迷所铭记,这首《姐姐》成为永恒的经典。一首歌曲或一张专辑,它的流行代表的不只是一个歌手的心声,而且是一个时代的共鸣。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一个复杂的筛选程序,不可否认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一种集体情感给予的积极回应。或许,这种集体的回应中必然夹裹着潜在的、细微的个体性差异,但基于特定时代的集体性诉求构成了音乐旋律中的主导性音符,进而将它推向时代舞台的核心区域。  

故此,我们并不是要讲述一个感伤的爱情故事,也不是追叙一个歌手的特定记忆,抑或一个年代的特定印记,而是要以此为契机,在“80年代”的历史基础上,回顾一个集体神话如何在特定条件下,由无数个别的“欲望的象征”构筑起关于那个特定年代的“集体记忆”,进而梳理那个时代的历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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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26 07:00 | 显示全部楼层
标志:反叛与弑父情结

关于“某个时代”或“某个年代”的特定记忆,有些人更认同某种特定理念的阐释与知识学的概念建构,而忽略了对历史现场的还原与挖掘。例如,20世纪的“80年代”,关于这个特定年代的历史记忆,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在一种浪漫化、理想化抑或经典化的“前见”中,围绕这样的信念堆砌相关材料。而法国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却为我们重返历史的现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与方法,它旨在通过对心态史学观念与方法的梳理和使用,为我们返回历史的发生地创造一种新的路径。

仅就时代而言,“80年代”确实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代,它将中国生产力从以“阶级斗争”为纲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氛围中解放出来,并且赋予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一种开放与改革的“大视野”。所以,在近十几年的“80年代怀旧热”中,更多地聚集了一批思想文化领域的学者。当然,那些曾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因为中国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的那场变革,如今已经成为政界要员、商业精英、大学教授、知名学者、著名文艺家、影像媒体的掌舵者等,80年代改变了这一代生于“50年代”的人的生活与命运,在他们集体性的怀旧与诗意的“青春还乡”情绪作用下,“80年代”无疑彻底成为一个“被理想化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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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26 07:00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找来一些追述“80年代”的访谈录、个人回忆录、纪实影像,就会得到一定的印证。那么,张楚的《姐姐》和“80年代”又有怎样的关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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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26 07:00 | 显示全部楼层
首先,我们需知道: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相继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文化现象,如“青春诗会”与朦胧诗的崛起、“美学热”的出现、摇滚乐的流行、人体美术的复兴、港台剧风靡大陆,等等。尤其是朦胧诗与摇滚乐的流行,它们共同的一个文化标签就是“反叛”与“叛逆”。如被称为朦胧诗派“童话诗人”的顾城的《一代人》(1979)基于叛逆的情感首先源于一代人对于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历史记忆,就像七月派诗人牛汉1982年创作的一首诗:

人们/老远老远/一眼就望见了我/满树的枣子/一色青青/只有我一颗通红/红得刺眼/红得伤心/一条小虫/钻进我的胸腔/一口一口/噬咬着我的心灵/我很快就要死去/在枯凋之前/一夜之间由青变红/仓促地完成了我的一生/不要赞美我……/我憎恨这悲哀的早熟/我是大树母亲绿色的胸前/凝结的一滴/受伤的血/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很红很红/但我多么羡慕绿色的青春——牛汉:《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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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26 07:00 | 显示全部楼层
当然,这种对于历史与传统的反思,并不一定是每一位创作者的自觉行为。因为,在这场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并不是每一个亲历并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人,都遭受了像七月诗派那样的命运。因此,在80年代的历史与文化反思中,更加强大的力量来自这个新时代的人们对于变革的共同渴望。而他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对整个过去的反思。于是,这次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就表现一股强劲的反思意识与“弑父”冲动。再如舒婷的《一代人的呼声》:

我绝不申诉/我个人的不幸/错过的青春/变形的灵魂/无数失眠之夜/留下来痛苦的记忆/我推翻了一道道定义/我打碎了一层层枷锁/心中只剩下/一片触目的废墟……/但是,我站起来了/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再没有人,没有任何手段/能把我重新推下去……——舒婷:《一代人的呼声》(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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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26 07:00 | 显示全部楼层
这首完成于1980年的诗歌,后来发表于《诗刊》1998年第11期。在当期《诗刊》发表这首诗作的页面上,有一张正在耕种的黑土地的插图。在这幅插图之上,赫然出现“早春与中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30年纪念”的题头。

说到这里,我们再回到大陆摇滚乐的诞生。如台湾摇滚乐评论家张铁志所言:“过去在大陆,音乐或者文化背负着由上而下的巨大政治使命,是为国家服务。然而到了80年代后期……摇滚乐成为民间的巨大声音,并且是80年代启蒙的文化力量之一。”事实上,西方的摇滚乐,也包括大陆的摇滚乐,从诞生之初就带着叛逆的躁动,挑动年轻人的欲望,对传统、主流社会秩序即“父亲”及“家”产生反抗意识。

就张楚的《姐姐》来说,它反复在表达一种诉求:“带我回家、我想回家。”然而,对于“家”的咏叹与赞颂,在中国传统诗词及曲调音乐中,并不稀奇。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音乐、民谣-摇滚、朦胧诗等,表达的是一种对“父辈”与“家”的叛离及出走,尤其是歌者的漂泊与“在路上”状态。因此,张楚的这首代表作,不是对“家”的回归,而是对一种个体的孤寂、漂泊与乌托邦式的追寻。在对这个虚设的“精神家园”的追寻中,他同时又在呼唤一个可以“带他回家”的人,这个人,他称为“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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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7-26 07:00 | 显示全部楼层
“姐姐”是谁?是一个实指的对象?与这个流浪者具有血缘关系的“姐姐”?一个具体的被称为“姐姐”的且长于流浪者本人的“女孩/女人”,或者仅是对一个虚设的女性对象的概称?实际上,就歌曲本身而言,我们没有必要过多地追究这个被呼唤者——“姐姐”——与歌手张楚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甚至关于这方面的考察没有任何必要,因为我们是被这首歌曲的旋律及其所渲染的特定情绪感染。正如王翔所言:“他所谓的’回家’,是要回到一个什么样的家?为什么他要和‘姐姐’一起回去?为什么他要‘姐姐’牵着他的手?这一连串的问题,其实正内在于副歌这一连串的呐喊。这呐喊的和弦是G—Em—C—D,再循环;D和弦给人一种开放的感觉,好像这呐喊在继续延伸。回到主和弦G,这样的呐喊才有了一个终点。在这样循环不断的呐喊中,仿佛可以看到,一个漂泊的少年,和一个受伤的姐姐,在渴望着某种温暖、安稳的东西。而这就是歌里唱到的‘家’。这不是一个有着具体内容的家,而是一种内心的呼唤,一种抽象的、精神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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